魏晉玄學理論的奠基者王弼（226-249），字輔嗣，山陽高平（今山東鄒城、金鄉一帶）人。生於魏文帝黃初七年，卒於魏齊王曹芳正始十年。王弼出身官僚世家，其曾外祖父是東漢末年，任荊州牧的劉表。祖父王凱，則是建安七子之一──王粲──的族兄。王粲曾得到蔡邕大量藏書，粲死後，因其絕嗣，便以王業（王弼的父親）為繼嗣，藏書也都傳給了王業。於是，王粲又成了王弼的繼祖父。而不必說，王弼自幼便得到十分有利於學習的環境。更者，家族風氣對王弼也有重大影響。例如：王弼的六世祖王龔，官至太尉，位列「三公」；五世祖王暢，是漢末「八俊」之一，官至司空，亦列「三公」；其父王業，官至謁者僕射；再加上繼祖王粲的文學地位，在在都可說對王弼的成長，產生無形且巨大的浸染、助益。
      當然，事情總是有一體兩面。因家世背景良好，王弼「幼而察慧，年十餘，好老氏，通辯能言。」十來歲的孩子，便已經長於言語、辯才無礙。後來，與王弼一樣注解過《老子》的何晏，在自己尚在注解《老子》時，聽過王弼梗要談論《老子》之後，便曾讚嘆道：「仲尼稱後生可畏，若斯人者，可與言天人之際乎！」不僅如此，何晏還自慚才疏學淺，意多所短，就不打算繼續再進行注解，直接改只作〈道德論〉一文，且曾推薦王弼為黃門侍郎。可見王弼聰慧之狀，著實讓人驚佩且自認不及。此外，王弼也與當時許多清談名士辯論各種問題，每以「當其所得，莫能奪也」，深得名士賞識。然而，他為人亦頗為高傲，常以自己所長之處，譏笑他者，所以為當時的士君子們嫌惡，也是不難想像的。後當魏齊王曹芳正始八年（247）王弼二十二歲時，大將軍曹爽擅權，王弼補台郎之官。之後，曹爽被殺，正始十年（249）王弼便受此案牽連，而丟官去職。同年秋天，遭逢癘疾，熬不過便辭世了；年僅二十四歲。
      王弼一生雖如流星般一閃即過，但學術成就豐碩，著有《周易注》、《周易略例》、《周易大演論》、《老子道德經注》、《老子指略》、《論語釋疑》等。著述數量、品質、創見，亦皆卓然豐沛，照亮當時萎靡已久的《易》、《老》之學。《老子道德經注》一卷久佚；《老子指略》二卷，不分篇章，今有輯本。這兩部著作旨在辨析「道與萬物」、「有與無」、「本與末」的關係，主張「貴無」，統一本末，以及藉由通過把握本體，才能了解事物的認識論。《周易注》六卷，《周易略例》、《周易大演論》各有一卷。其中，《略例》佚失將近一半，《大演論》久佚，僅只可見若干佚文。這些著作主要內容則是發揮《易傳》卦德說，認為六十四卦，各有各的卦義與卦象，以義為體，以象為用，主張「以體御用」，體、用便能如一。換句話說，王弼注解《周易》的方法，雖表面上以象數為素材，但不同於漢人的支離煩瑣、絮絮叨叨，改用老子思路解《易》，並闡發自己哲學觀點，在學術上開一代之新風。此外，《論語釋疑》三卷，雖已久佚，但有輯本，內容多與《易》、《老》兩注相通，對原始儒家學說做出全面解釋。
      在中古時期，王弼可說是最具創新精神的思想家之一。在哲學自然觀上，開創了本體義理學，變化了漢代以來注重宇宙論、象數學的學風，使其為之丕變。在人性論上，提出聖人有情論，主張以性為本，以情為末，並以性統情，是為有史以來，從本體論的角度解說性情問題之第一人。社會政治思想上，提出了自然為本、名教為末的理論，認為只要以「無」為本，就能使名教規定的仁義禮敬，得到彰顯，達到「厚、正、清」的醇美層次。如此一來，便得將「道家崇尚虛無的思想」與「儒家積極救世精神」結合起來。
      在王弼的玄學體系架構下，「無」是其總體哲學思想的核心基石。「以無為本」的哲學思想，主要來源於「三玄」（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、《周易》），後又綜合儒、道兩家思想，論證其自然和名教皆「以無為本」的道理。
      首先，王弼先把宇宙的本根，從老子的「道」，改造成了「無」。「無」處於王弼哲學的最高原則，「道」、「玄」等則是「無」從不同角度所取的稱謂。王弼的「無」，並不是沒有任何內容的「空無」，而是本質上的「全有」。這由他對「無」所取的多個稱謂，便可見此極具豐富內涵「混成無形」的「無」。所以，「無」作為本體，存在於天地萬物之中，是天地萬物之本；因而，天地萬物，便是「用」、是「末」。萬物當然貴重，惟不離「無」這一根本，也才能產生作用。離開了「無」，萬物便沒有自身獨立的實體。
      在「認識論」的討論上，王弼認為事物的本體是可以被認識的，聖人的治世之道，亦是如此。宇宙的本體是無形無名的「無」，而聖人治世之道，便是「體無」的結果。而「聖人體無」，以無為君，崇本息末，就能對自然規律（道）上獲得具體的認識與運用。
      在「方法論」的運作上，王弼對老子的辯證法，進行繼承和改造，善於調度「對立概念」以及「辨名析理的方法」來做其闡述的推論。舉例來說，王弼為了論證「以君御民」的政治主張，便用「一多關係」論證「以寡治眾」、「執一統眾」的合理性與必然性。又譬如，為了論證「無為而治」思想，便拿「靜」、「動」這雙對立概念大加發揮：認為「以無為本」在動、靜關係上，就是以靜為本，以動為末。進一步的，更引申出「以靜制動」、「以靜治國」、「無為而治」等的政治主張。
      於是，在王弼身上，中國式的哲學已現雛形。除「貴無論」對宋明理學影響很大，他的玄學對佛教中國化、本土化，也起到重要作用。在經學上，以言簡意賅的論證，取代前人繁瑣注釋，以抽象思維與義理分析，揚棄此前的象數之學與讖緯迷信，讓《易》學玄學化，使經學得開新局。所以，清代四庫館臣言及王弼：「《易》本卜筮之書，故末派浸流於讖緯。王弼乘其極敝而攻之，遂能排擊漢儒，自標新學。」正是因為如此！

撰稿人：陳讚華
圖片來源：國立故宮博物院